辽金藏书家考

周　峰

[关 键 词]辽金 藏书家 耶律倍 元好问 刘祁
[内容提要]以往对辽金藏书家的研究，还有遗漏。辽金时期的藏书家，以耶律倍和元好问、刘祁、完颜璹等人最为著名。另外还有秦晋国妃萧氏、王泽、王继恩、宇文虚中、高士谈、耶律氏、许国、刘祖谦、商衡等人，大量藏书家的出现，说明辽金时代儒家文化的传承并未受到少数民族统治的影响，而是一脉相传，源源不绝，辽金时代的藏书文化也是中华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对于辽金藏书家的研究，以《中国藏书通史》(1) 最为详尽，有《辽代的私家藏书》和《金代私家藏书》二节进行了详尽的研究，举出有史料记载的辽代藏书家耶律倍、秦晋国妃萧氏及金代藏书家完颜宗雄、完颜璹、宇文虚中、高士谈、刘祖谦、元好问等人。由于史料的匮乏，作者还从相关史料推论出一些藏书家，但是没有确切的史料予以佐证，如辽代部分，认为“辽五京应该有不少藏书家，其中东京（今辽阳）、南京（今北京）更是藏书文化传播的中心。见于史籍者有耶律倍、萧氏、耶律隆先（倍之子）、耶律琮、耶律资忠、耶律庶成、耶律良、萧孝穆等。”(2) 其实，除了前两人外，余者并无具体史料证明他们拥有藏书。金代部分也有同样问题，尽管耶律履、耶律楚材父子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人，但也没有直接史料说明他们的藏书情况。另外，有些文章涉及到辽金藏书家，如叶雪冬的《辽金元时代私家藏书概略》(3) 一文仅举出辽金时代的藏书家耶律倍、元好问二人而已。其实通过深入发掘史料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辽金时代的藏书家，尽管有些史料仅仅寥寥数语涉及他们的藏书情况，但仍不失为研究辽金藏书史乃至中国藏书史的珍贵资料。本文就此对辽金时代的藏书家作一略考，不当之处，敬请方家教正。

一、 辽代的藏书家

　　辽代的藏书家以耶律倍最为著名，藏书也最为丰富。耶律倍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，神册元年（916）被封为皇太子，他具有较高的儒家文化修养。在辽太祖刚称帝时，与群臣商议祭祀问题，群臣都回答应该首先崇佛。但是，“太祖曰：‘佛非中国教。’倍曰：‘孔子大圣，万世所尊，宜先。’太祖大悦，即建孔子庙，诏皇太子春秋释奠。”(4) 正是因为有着这种思想基础，耶律倍对典籍文献的搜求也就非常经心。“倍初市书至万卷，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。”(5) 由于有这么多藏书的熏陶，耶律倍的文化素养很高，“通阴阳，知音律，精医药、砭焫之术。工辽、汉文章，尝译《阴符经》。善画本国人物，如《射骑》、《猎雪骑》、《千鹿图》，皆入宋秘府。”(6) 后来耶律倍由于与其弟耶律德光争夺帝位失败，被迁徙到东平，改名南京（今辽宁辽阳），幽禁居住。耶律倍又在南京的西宫建起了一座藏书楼，藏书的来源可能大部分是移自望海堂，另一部分为新购置的。后耶律倍逃亡后唐，他的这些藏书都应该散佚了，但是耶律倍在辽代藏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首屈一指的。
　　由于皇室贵族有着丰厚的财力，因此辽代的藏书大家也多有此背景。这其中突出的是一位女性，即秦晋国妃萧氏。萧氏的父亲是枢密使、北宰相、驸马都尉萧曷宁，母亲是魏国公主长寿奴（辽景宗之女，圣宗之妹），可谓身世显赫。萧氏先后嫁给了其舅秦晋国王耶律隆庆、隆庆长子魏王耶律宗政及鲁国公刘二玄，咸雍五年（1069年）卒，享年69岁。萧氏是契丹族贵族女性中罕有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突出人物，据其墓志记载：“妃幼而聪警，明晤若神。博览经史，聚书数千卷。能于文词，其歌诗赋咏，落笔则传诵朝野，脍炙人口。性不好音律，不修容饰，颇习骑射。尝在猎围，料其能中则发，发即应弦而倒。雅善飞白，尤工丹青。所居屏扇，多其笔也。轻财重义，延纳群彦。士之寒素者赈给之，士之才俊者升荐之。故内外显僚，多出其门。座客常满，日无虚席。每商榷古今，谈论兴亡，坐者耸听。又好品藻人物，月旦雌黄，鉴别臧否，言亦屡中。治家严肃，僮仆侧目。僻嗜书传，晚节尤甚。历观载籍，虽古之名妃贤御，校其梗概，则未有学识该恰，襟量宏廓如斯之比也。然无子嗣续。惜哉！撰《见志集》若干卷，行于代。妃□读书至萧曹房杜传，则慨然兴叹。自为有匡国致君之术，恨非其人也。”(7) 可见，萧氏不但拥有数千卷的丰富藏书，而且其文化素养极高，诗词歌赋、书法绘画都较为精通，并有著作《见志集》若干卷。而且萧氏对于贫寒、有才干的士子也是积极提携，为辽代的文化建设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　　辽代的汉族官员中也应该有很多人拥有丰富的藏书，但是由于辽代史料的匮乏，能够确切举出的只有几位。曾任奉陵军节度使的王泽笃信佛教，因而其藏书也以佛经为多，“间年看《法华经》千三百余部，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。全藏教部，读览未竟。”(8) 曾任左谏议大夫的史洵直则涉猎博杂，“内典医方，音律星纬、书数射御，无不精妙。……退食之余，安坐静室，则唯群籍拥榻而已。”(9) 官至诸行宫都部署的王师儒因藏书丰富、知识面广而奉命接待宋使，“初公接伴宋使钱勰者，南国之闻人也。在驿途，相与论六经子史及天文□□山海异物医卜之书，公无不知者。闻其讲贯，一皆输伏。到阙，馆宴次，故相国窦公景庸，时任枢密直学士，方在馆□。闻钱勰大许公以博恰，且言于本朝两制间求之，亦不可得。时属上微行，亲耳之。自是恩礼眷待，绝异等伦。”(10) 由于王师儒使博学的宋使钱勰为之折服，他也因此被枢密直学士窦景庸推荐，而为辽道宗所赏识，以后官运亨通。
　　辽代还有一位特殊的藏书家，他就是宦官王继恩。王继恩本是宋朝棣州（今山东惠民县）人，在辽景宗睿智皇后萧绰南征北宋的战争中（之后达成了著名的澶渊之盟）被俘，时年不到十岁，随后被阉为宦官。王继恩“聪慧，通书及辽语”(11) 。因此得到圣宗的信任，官至内库都提点。“继恩好清谈，不喜权利，每得赐赉，市书至万卷，载以自随，诵读不倦。”(12) 作为一个宦官，不但没有什么劣迹，而且藏书至万卷，在中国历代还是较为少见的。

二、 金代的藏书家

　　元好问在金代文化史上贡献堪称首位，在此就不再赘述。在藏书上，元好问也堪称金代的藏书大家。元好问的藏书，是其家世代积累，其父元德明“自幼嗜读书”(13) 。元家不但有丰富的藏书，还有历代书法、绘画等珍品。元好问曾饱含深情地记述了自家的藏书情况。“予家所藏书，宋元祐以前物也。法书则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为多。画有李范许郭诸人高品，就中薛稷六鹤，最为超绝。……贞祐丙子之兵，藏书壁间得存。兵退，予将奉先大人渡河，举而付之太原亲旧家。自余杂书及先人手写《春秋》、《三史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文选》之等尚千余册，并画百轴，载二鹿车自随。……是岁寓居三乡，其十月，北兵破潼关，避于女几之三潭。比下山，则焚荡之余，盖无几矣。今此数物，多予南州所得，或向时之遗也。往在乡里，常侍诸父及两兄燕谈，每及家所有书，则必枚举而问之。如曰某书买于某处所，传之何人，藏之者几何年，则欣然志之。今虽散亡，其缀辑装裱，签题印识，犹梦寐见之。”(14) 可惜的是，元家这些珍贵的藏书，大多毁于金末与蒙古的战争之中。元好问还记载了他的一些具体藏书，如《笠泽丛书》，“予家旧有二本，一本是唐人竹纸番复写。元光间应辞科时，买于相国寺贩肆中，宋人曾校定。涂抹稠叠，殆不可读。此本得于阎内翰子秀家，比唐本有春寒赋、拾遗诗、天随子传，而无颜荛后引，其间脱遗有至数十字者。二本相订正，乃为完书。”(15) 从中可见，开封相国寺在金代延续了北宋书肆众多的繁盛景况，仍是士子、读书人购书的佳处。
　　金初的藏书家，以入金宋臣为主，这其中以宇文虚中和高士谈为代表。宇文虚中，因出使金被扣，后在金朝官至礼部尚书。熙宗皇统六年（1146），虚中被诬陷杀害，而其莫须有的罪名却是其以图书为反具。其事情的经过是：“虚中恃才轻肆，好讥讪，凡见女直人辄以矿卤目之，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。虚中尝撰宫殿牓署，本皆嘉美之名，恶虚中者谪其字以为谤讪朝廷，由是媒蘖以成其罪矣。六年二月，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虚中谋反，诏有司鞫治无状，乃罗织虚中家图书为反具，虚中曰：‘死自吾分。至于图籍，南来士大夫家家有之，高士谈图书尤多于我家，岂亦反耶。’有司承顺风旨并杀士谈，至今冤之。”(16) 高士谈也是这场冤案的受害者，他也是入金的宋臣，最后官至翰林直学士，他同宇文虚中同样都是金朝前期重要的文人，其藏书又较宇文虚中丰富。可见，这时的入金宋臣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，这无疑为金代的藏书文化注入了最初的活力。
　　金初的藏书文化除了源自宋朝的一支外，辽代的藏书文化也深有影响，有些贵族世家的藏书也得以延续。如任金朝同知西京留守的萧公建是奚人，他的妻子耶律氏是契丹化了的汉人。(17) “夫人少好学问，□□典教，藏书万卷，部居分别，各有伦次。每早起□□□诵佛经，日旰方食。已而，杂阅诸书，涉猎传记。或时评议古今得失，切当事理，闻者叹息，玩□□□，得所趣入。”(18) 耶律氏卒于天眷二年（1139），享年65岁，可见其藏书大多是自辽代就开始搜集。耶律氏的藏书不但多达万卷，而且还“部居分别，各有伦次”。进行了整理分类。
　　金初，女真统治者就十分注重对图书典籍的搜求。天辅五年(1121年)，在灭辽的进程中，太祖就下诏：“若克中京，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，并先次津发赴阙。”(19) 受此影响，一些具有文化修养的女真贵族将领在战争中也重视对图书的掠夺。如金初重臣完颜宗翰之弟完颜宗宪通习契丹字、汉字。“未冠，从宗翰伐宋，汴京破，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，宗宪独载图书以归。”(20) 正因为完颜宗宪有较高的文化素养，在制定金朝的礼乐制度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“朝廷议制度礼乐，往往因仍辽旧，宗宪曰：‘方今奄有辽、宋，当远引前古，因时制宜，成一代之法，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。’希尹曰：‘而意甚与我合。’由是器重之。” (21)
　　在古代社会，士子苦读，往往为乏书所困。因而贫寒士子的藏书往往来自勤奋抄写与节衣缩食以购求。王琢，平阳府（今山西临汾市）人。“天性孝友，为乡里所称。酷嗜读书，往往手自抄写。家素贫乏，而能以刚介自持，未尝有所丐贷。”(22) 路仲显，字伯达，家世寒微，但其母亲不肯放松对他的教育，亲自教伯达读书。“国初赋学家有类书名《节事》者，新出，价数十金，大家儿有得之者，辄私藏之。母为伯达买此书，撙衣节食，累年而后致，戒伯达曰：‘此书当置学舍中，必使同业者皆得观。少有靳固，吾即焚之矣。’”(23) 孟驾之的母亲同样有路母之风，为其子读书，也不惜金钱购书。“（驾之）年逾三十，不就资荫。折节读书，母罄囊金，聚经史以成其志。工属文，颇为进取计，有声于场屋，学者从之如林。崇庆元年秋，魁大同府选，辛巳登进士第。”(24)还有的读书人即使登第作官，也不改书生本色，尽管家境不是太好，也倾力藏书。如许国，“少擢第，有能名。性闲澹，不锐仕进。居卢氏西山下，不赴调。数年后，召为南京丰衍库使。倾家资市书，后告归。赵闲闲诸公多重之。余尝至其家，敝衣粝食，环堵萧然，盖清苦之士也。”(25) 应奉翰林文字张邦直“俄丁母艰，出馆，居南京，从学者甚重。束修惟以市书，恶衣粝食，虽士宦如贫士也。” (26)
　　随着金世宗、章宗时期大定、明昌盛世的到来，金代的藏书家也大量涌现。如刘祖谦字光甫，承安五年（1200）进士，后任翰林修撰。“家多藏书，金石遗文略备。父东轩，工画山水，故光甫以鉴裁自名。至于信笔作简牍，尤有可观。”(27) 刘光甫很重视文化教育，在泰和三年（1203）任万全县令时，捐出俸禄，主持兴修庙学。他认为：“学校者，化民之本，仁义道德之所兴修也，礼乐教化之所宣布也，人材之所作成也，风俗之所以变易也。广而言之，则致君泽民之道皆出其中。其为功也，不止肆业之人擢巍科取青紫而已。”(28) 商衡也是进士，“性嗜学，藏书数千卷，古今金石遗文人所不能致敬者，往往有之。”(29) 转运使张彀“家多法书名画，古物秘玩，周秦以来镜至百余枚，他物称是。”(30) 有些富豪兼文士也大量藏书，如赵雄飞任顺安县（旧址在今辽宁阜新县塔营子乡）令时，“躬教诸子学，不听外出。每患经史不备，妨于指授。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，假借用之，宜无不从。公曰：‘夏卿藏书，我宁不知。然渠家阖县首户，予虽曾同场屋，今部民矣。与之交通可乎？’”(31) 除了汉族士大夫拥有丰富的藏书外，一些女真贵族也以藏书及文采著称，这其中又以完颜璹为代表。完颜璹为金世宗之孙，由于身为宗室，受到惟恐宗室篡权的章宗的猜忌，而始终郁郁不得志。“璹奉朝请四十年，日以讲诵吟咏为事，时时潜与士大夫唱酬，然不敢明白往来。永功薨后，稍得出游，与文士赵秉文、杨云翼、雷渊、元好问、李汾、王飞伯辈交善。初，宣宗南迁，诸王宗室颠沛奔走，璹乃尽载其家法书名画，一帙不遗。居汴中，家人口多，俸入少，客至，贫不能具酒肴，蔬饭共食，焚香煮茗，尽出藏书，谈大定、明昌以来故事，终日不听客去，乐而不厌也。”(32) 刘祁曾造访其第，“一室萧然，琴书满案，诸子环侍无俗谈。”(33) 完颜璹是金代中后期女真贵族汉化的一个典范，其儒雅的品质已丝毫不亚于一个汉族士大夫。
　　在金代文化繁盛的平阳府地区，不但有众多的私家藏书楼，还出现了为士子服务的公共藏书楼，这堪称一大创举，开创了后代公共图书馆的先河。孔天监所撰《藏书记》一文记载了此事，姑转引如下：

河东之列郡十二，而平阳为之帅。平阳之司县十一，而洪洞为之剧。按春秋时所谓 扬侯国者，汉为扬县，隋义宁元年改曰洪洞，取县北镇名也，唐宋因之。东接景霍，西临长汾，南瞰大涧。邑居之繁庶，士野之沃衍，雄冠他邑。其俗好学尚义，勇于为善。每三岁大比，秀造辈出，取数居多。故程能西府，则老郑为之魁；较艺上都，则二郭取其乙。祖庆以妙龄驰誉，居善以老成擢试。济济蔼蔼，前后相望。吾见其进，未见其止也。虽家置书楼，人畜文库，尚虑夫草莱贫乏之士，有志而无书。或未免借观手录之勤，不足于采览，无以尽发后生之才分。吾友承庆先辈，奋为倡首，以购书自任。邑中之豪，从而知之，欢喜施舍，各出金钱。于是得为经之书有若干、史之书有若干、诸子之书有若干，以至类书字学，凡系于文运者，粲然毕备。噫！是举也，不但便于己，盖以便于众。不特用于今，亦将传于后也，顾不伟哉！将见濡沫涸辙者，游泳于西江之水；糊口四方者，厌飫乎太仓之粟。书林学海，览华食而探源流，给其无穷之取，而能读其所未见之书，各足其才分之所达当得，莫不推本于此。则房山之藏，不得专美于李氏。阅市之区区，无劳于汉人也。以是义风，率先他邑。使视而傲之，慕而效之，一变而至于齐鲁，蔚然礼义之乡，其为善利，岂易量哉！承庆同舍友也，累书索仆为记，仆寓官乡里，认人事衮衮，不惟不敏，盖亦不暇。然勉强为之者，兹不朽之善事，亦冀得一托名于是其上也。 (34)

刘祁是金朝由盛转衰时期的著名文人，其家藏书也颇丰。从高祖刘撝到其父刘从益，世代书香门第。刘祁曾谈到，“予平生有二乐，曰良友，曰异书，每遇之则欣然忘寝食。盖良友则从吾讲学，见吾过失，且笑谈游宴以忘忧。异书则资吾见闻，助吾辞藻，属文著论以有益。彼酒色膏粱如一时浮云，过目竟何必所得哉。”(35) 可见，刘家当藏有不少异书。另外，刘祁对借书、还书也有一套自己的看法。“昔人云：‘借书一痴，还书亦一痴。’故世之士大夫有奇书多秘之，亦有假而不归者，必援此。予尝鄙之，以为君子惟欲淑诸人，有奇书当与朋友共之，何至靳藏，独广己之闻见？果如是，量亦狭矣。如蔡伯喈之秘《论衡》，亦通人之一蔽，非君子之所尚，不可法也。其假而不归者尤可笑，君子不夺人之所好，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’，岂有假人物而不归之者耶？因改曰：‘书不借为一痴，借书不还亦一痴也。’”可见，刘祁提倡的是图书应该好借好还，以使其得以充分利用，这也为金代的藏书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　　由于民间藏书的丰富，金朝政府也曾屡次从民间购买书籍。章宗明昌五年（1194）二月，“诏购求《崇文总目》内所阙书籍。”(36) 《崇文总目》是宋代第一部有解题的官修藏书目，于宋仁宗庆历元年（1041）成书。可见，这时的金朝的皇室藏书较宋代还有不少遗缺，因而不得不从民间搜购。泰和元年（1201）十月，章宗再次“敕有司，购遗书宜尚其价，以广搜访。藏书之家有珍惜不愿送官者，官为誊写。毕复还之，仍量给其直之半。”(37) 这次，政府为了搜访图书，更是给藏书之家以优厚的待遇，不但在抄录之后奉还原书，还给藏书者以书价值的一半以为报酬。
除了图书外，对于金石碑刻文献的搜求也大有人在，金代著名文人赵秉文曾撰《宝墨堂记》，记载了宝墨堂主人对于金石碑帖的收藏。“夫公平生无所嗜好，独于法书名刻，宝之不啻珠玉。千金购求，必得而后已。自公壮时，驰驿往来于燕秦齐晋之间。闻有石刻，虽深山旷泽，必命赍藤楮，作墨本以归。以是裒金石遗文仅千余卷，兵火散亡，几三之二，犹捃拾而不已也。暇日筑堂于私第，榜着曰宝墨。” (38)
　　金朝末年，随着蒙古入侵，战争频仍，私家藏书也大多毁于战火。雁门李钟秀谈到自家的藏书时说：“丧乱以来，家所藏书焚荡都尽。”(39) 史公奕“亦遭益都之丧乱，孑然渡河，生平所藏书，扫地无余。”(40) 但在这种纷乱的局势中，仍然有人不忘藏书，以为教育后代之需。如信亨祚，字光祖，是土豪出身之将领。“河南破，家所购法书名画，无虑数十百种。客至时出展完，欣然忘倦，如畜未名之宝。闻人谈闲闲赵公书法，爱而学之，落笔即有可观。儿子入小学，迤渐买书，经史完备。虽儒素家，少有及者。”(41)

注释:

(1)傅璇琮、谢灼华主编：《中国藏书通史》，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。
(2)傅璇琮、谢灼华主编：《中国藏书通史》，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423页。
(3)载《烟台师范学院学报》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2002年第1期。
(4)《辽史》卷72《义宗倍传》。
(5)《辽史》卷72《义宗倍传》。
(6)《辽史》卷72《义宗倍传》。
(7)《秦晋国妃墓志》，向南编：《辽代石刻文编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，第341——342页。
(8)《王泽墓志》，向南编：《辽代石刻文编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，第261页。
(9)《史洵直墓志》，向南编：《辽代石刻文编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，第651——652页。
(10)《王师儒墓志》，向南编：《辽代石刻文编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，第646页。
(11)《辽史》卷109《宦官·王继恩传》。
(12)《辽史》卷109《宦官·王继恩传》。
(13)《金史》卷126《文艺传下·元德明》。
(14)元好问：《故物谱》，《金文最》卷118。
(15)元好问：《校〈笠泽丛书〉后记》，《金文最》卷32。
(16)《金史》卷79《宇文虚中传》。
(17)参见周峰：《金代萧公建家族两方墓志铭考释》，《北京辽金文物研究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。
(18)周峰：《金代萧公建家族两方墓志铭考释》，《北京辽金文物研究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，第237页。
(19)《金史》卷2《太宗纪》。
(20)《金史》卷70《撒改传附子宗宪传》。
(21)《金史》卷70《撒改传附子宗宪传》。
(22)《中州集》卷7。
(23)《中州集》卷8。
(24)李俊民：《孟氏家传》，《金文最》卷114。
(25)（金）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5，中华书局1983年。
(26)（金）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5，中华书局1983年。
(27)《中州集》卷5。
(28)张邦彦：《万全县重修宣圣庙碑》，《金文最》卷66。
(29)元好问：《商平叔墓铭》，《金文最》卷97。
(30)《中州集》卷8。
(31)元好问：《顺安县令赵公墓碑》，《金文最》卷96。
(32)《金史》卷85《世宗诸子传·永功传附子璹》
(33)（金）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1，中华书局1983年。
(34)《金文最》卷28。
(35)（金）刘祁：《归潜志》卷13，中华书局1983年。
(36)《金史》卷10《章宗纪二》。
(37)《金史》卷11《章宗纪三》。
(38)《金文最》卷126。
(39)《中州集》卷10。
(40)赵秉文：《赠少中大夫开国伯史公神道碑》，《金文最》卷88。
(41)元好问：《五翼都总领豪士信公墓碑并引》，《金文最》卷106。

原载《北方文物》2007年第2期